在职务犯罪讯问过程中，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更加快速的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改变案件中嫌疑人与讯问人之间的僵持局面。在心理学中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现象，案件讯问人员只要在案件中不断的强化这种心理现象，并不断的创造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适时的运用这一心理学现象，对职务犯罪案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效率。

一、斯德哥尔摩现象概述

斯德哥尔摩是一种心理现象，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斯德哥尔摩心理现象的由来是根据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内发生了抢劫事件，其中有4名银行职员被犯罪分子劫持，警方为了解救人质与犯罪分子僵持了数天之后，以犯罪分子的投降而告终。但是在事件发生的几个月之后，4名银行职员却对当时劫持他们的歹徒表示感激，并不愿意向法院指控其罪名，并且希望劫持他们的歹徒能够得到原谅，反而对警察产生敌对态度。在这个案件中虽然犯罪分子挟持银行职员并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但是在这期间也表现出了仁慈的一面，这种心理变化的改变，使这四名银行职员不愿意接受警方的救援，“斯德哥尔摩现象”现象就此而来。此后，斯德哥尔摩现象作为一种心理学上的现象在社会上不同的领域中都可以见到，斯德哥尔摩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在特殊紧迫的环境下，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才会发生。心理学家认为人质在紧迫的情况下对劫持者会产生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对劫持者产生依赖，并充满感激。受害者将劫持者的生死与自己的生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斯德哥尔摩现象存在的条件是需要在受到暴利威胁以及权利失衡的状态下出现的，并伴随着受害者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为了能够活下去反而过度的依赖并感激掌握其生命的劫持者，在特定的情景下人们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现象。

二、职务犯罪询问中斯德哥尔摩现象产生的条件

在职务犯罪讯问过程中，需要使犯罪嫌疑人认识到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且施暴人会给其以小恩小惠，在封闭的环境下自身的想法和信息来源受到控制，并且要让犯罪嫌疑人感受到已无路可逃。满足这些条件后，还需要嫌疑人认识到讯问人员的身份是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代表，而犯罪嫌疑人是触犯国家法律的有罪之人，进而形成对比悬殊的力量关系。在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并利用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作为后盾，而犯罪嫌疑人触犯国家相关法律的犯罪个体，这样双方的身份和力量对比差距就此拉大。具体来说：一是当犯罪嫌疑人接受侦查机关的羁押或调查，并且限制了其人身自由，特别是针对有罪的嫌疑人，无论在调查中其是否承认有罪，都要考虑其在羁押期间的人权问题，这就是“现实的威胁”。第二点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相关法律也在不断的健全，而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如何执法，或是怎样对待嫌疑人，在不触犯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情况下都属于个人行为，其文明执法和善意对待对嫌疑人来说都是“特别的恩惠”。第三点是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在羁押阶段还是在讯问都会对其思想和信息获取受到限制，要想获取关于外界和案件的相关信息是非常困难的，就此其信息获取来源受到了控制。第四点是“选择的唯一性”因素在讯问程序中并不明显，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理过程中针对讯问人员的问题是否回答有其自主选择性，可以选择回答或不回答。然而对于正在审讯中且有犯罪可能的嫌疑人来说，其无论怎样狡辩，最终的目的都是想改变自己劣势的地位，缩小力量差距。从这方面来看，犯罪嫌疑人的选择是唯一的，都是想通关某种方式来改变当前的力量对比，缓解紧张失衡的状态，使自己在心理上能够得到安慰，避免过于紧张。这些就是在职务犯罪讯问中可以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基础条件。

三、职务犯罪讯问中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应用

职务犯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案件侦破具有关键性作用，现阶段由于相关法律授权有限，并且没有特殊的技术手段能够保证案件快速的侦破，而嫌疑人的口供对于案件的侦破就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职务犯罪人员都是高学历知识分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利用相关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侦查人员根据相关法律，并充分运用心理学方面知识和技能，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