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工具的普及和移动网络终端的广泛使用，人民大众随时可以在网络中获取、评价、发布和转发资讯信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网络更是成了民众思想、情绪信息的集散地。重大疫情中，各级政府如果放松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和引导，就会给部分别有用心之人肆意编造虚假网络舆情信息以“可乘之机”，增加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难度，影响民众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甚至会为社会安全稳定发展埋下“隐患”。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简称新冠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因此，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中的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做好防控工作，还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信息的衍生发展变化，及时总结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引导策略，尽量规避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提升网络舆情引导实效。

1重大疫情中政府网络舆情引导与应对的回顾与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各级政府的主要核心工作集中在疫情防控工作上对于网络舆情的引导稍显欠缺，加之一些国外媒体“别有用心”的负面宣传，民众久宅居家中情绪容易极化，面对网络谣言裹挟着真实的信息席卷而来，普通民众凭借“常识”很难加以正确判断，极易受到错误思潮煽动，使得此次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的呈现更为复杂、多变，政府网络疫情的引导工作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压力。

回顾本次新冠疫情的舆情话题，首先是“科研人员在防控过程中是否应发表论文？”引起争议，公众舆情中充斥着各类情绪，有猜测、有质疑、有争论、有不解；然后就是某药物研究所发布关于“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文章，一夜之间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双黄连口服液全部售罄，还有群众为了购买药物在药店外聚集的情况，之后事态发展成为个别人员利用舆情热点牟利，该事件也在网络中饱受质疑；2月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医治无效去世，因其起在2019年12月30日，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网络舆情骤然井喷；2月中旬，钟南山的儿子凭什么用爱马仕，这一话题引发广泛热议，将钟南山院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此外，打着“揭露真实”的旗号，实际以负面情感宣泄为主的自媒体人方方撰写的《方方日记》同样在网络中引起了民众对武汉疫情真实情况的关注，并迅速成了网络舆情热点话题。综观这些热点话题可以看出网络舆情议题主要围绕疫情物资、公共安全、社会负面现象而展开，民众呈现出对主流疲劳、猎奇围观和心理特征，易受情感化、情绪化的议题所煽动，极易造成舆论啸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疫情初期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对民众心理情绪关注的不足和有效舆论引导方法的欠缺。

网络舆情中除了存在各类热点话题外，还充斥着各类谣言和不实报道，显示出政府网络舆情沟通不畅的弊端，未能完全占领网络宣传“高地”。首先，在疫情发展初期，网络中出现了各类有关病毒传播途径和治疗的谣言，比如眼神传染、大蒜杀病毒、香油阻断病毒传播等，这些谣言在网络中广为传播，一些政府在其官方媒体平台网站进行了辟谣，但因为网评队伍不足，各级政府的宣传力度、手段不等多种原因，政府在一些自媒体及网络评论平台仍旧“失语”，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仍旧多样，部分患者难以辨别真假信息，听信谣言使用“偏方”，贻误了治疗时机；2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新冠病毒的源头尚没有确定，呼吁世界各国不要使用地域的形式来命名该病毒，而部分仇视我国的西方国家，不断发布有关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不当言论，形成了令人不安的网络暴力，污名化语言也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有关零号感染者、病毒来源、特效药物、感染患者数量、感染死亡人数等相关网络舆情信息在网络中酝酿，在看到各种猜测、质疑、争论信息后，民众的认知、心态和情绪都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不实或未经确认的网络舆情信息，其危害性堪比病毒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这些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提升各级政府网络舆情引导实效已经迫在眉睫。